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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支撑满朝公卿的俸给。

　　但趋利性是人的本能，朝廷定品而不发俸，官员大权在握，肯定要寻找一个权力变现的途径，如此则就造成上上下下悖法成风。像是中朝名大一时的豪富石崇，后世人所共知其人所以发家就在于就任荆州刺史之际纵兵劫掠。

　　很多问题，不能形成章制定例，推及根本，往往是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。大梁新朝核定官秩九品十八阶，官秩与俸禄直接挂钩，这在后世看来应该算是基本的操作，但在此世观来，则就是一种开辟之功。

　　为官员核定品级，发放俸禄，成为大梁能够一断前朝的伟迹之一。这说法看似可笑，但在此世真的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。须知后世历史上，北魏制度创建中所作出的大贡献如均田制和三长制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北魏朝廷发不起官员的俸禄。

　　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，在很长时间根本是一个喊不起的口号。这就在于中枢朝廷的集权能力严重不足，从而影响到中枢财政，所谓封官授爵，往往只是开出一个空头支票，具体收利多少便需要看官员具体能力如何。这样一种粗放的统治模式，吏治自然无从谈起。

　　如今的大梁朝廷，可谓是历数近代而无有之强势中枢，单单在控籍民便达到七百万户之巨，这还仅仅只是河南、江东、关陇等几地籍民，至于河北、蜀中等地都还没有进行系统化的入籍整编。

　　虽然较之中朝最盛时期仍有差距，但中枢与地方的行政能力与效率远非中朝可比，最起码一点是杜绝了地方豪强的上下遮蔽，这就使得洛阳中枢权势大涨，远非中朝可比。

　　如此一来，核定官品官秩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这一点得以确定，又使得朝廷吏治有法可依，虽然未必人人清廉如水，但在反腐倡廉方面，有了更加简洁高效的操作方式。

　　中朝官制，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便是事权重叠、模糊与泛滥。普遍存在着一种一事多管、令出多门，而往往真正的要务又缺乏管制与监督。

　　这种现象的形成，也非一时积弊。魏晋俱为权臣霸府得国，而权臣存在本能就在于模糊事权、尽量的揽权专擅，事权的重叠与模糊，有利于他们将真正的权力攫取、篡夺到手中来。

　　即便不论魏晋，哪怕追溯到后汉时期，光武帝大陨石术中兴创汉，其人一生功业或是值得夸赞，但所留下的这一个东汉朝局，从一开始便是病在胎里，是建立在王莽新朝跃进之后的一次大退步基础上。

　　东汉无明君而不乏名臣，历代皇帝几无中兴之英明，而所谓的名臣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褒义，仅仅只是名气大而已。所谓汉以强亡，并不是说东汉真的国力强盛到人莫能侮，而是建立在强臣僭主的基础上。这一点在东汉末年的诸侯割据中，可谓是表现的淋漓尽致。

　　东汉本身便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，外戚、宦官、士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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