『章节错误，点此报送』

第二九零章 最后的闹剧（十六）[2/3页]

　　亚当·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，不也只是提出了“绝对优势”，直到谷物法问题后这个问题无法解释了，才有李嘉图补充发展出来了“相对优势”？

　　大顺这边的经济学启蒙运动，也是一样的。

　　残缺的。

　　片面的。

　　需要补完的。

　　但，社会存在，决定社会意识；经济基础，决定上层建筑。

　　在继续发展、补完之前，大顺终究还是要继续塑造可以发现新问题的经济基础、塑造可以产生新的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。

　　自由贸易的思潮，产生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。

　　并且，是因为国家之间的贸易，存在关税保护、重商主义、国内政策性保护等。

　　所以，可以这么说，自由贸易理论，在大顺，压根不可能自己出现。

　　除非有一天，大顺搞出来贸易逆差了、搞出来关税保护了、搞出来产业扶植了。

　　否则，这东西，在大顺压根不可能出现。

　　反过来，也一样。

　　亚当·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，在1760年，指导了英国经济的运行吗？

　　并没有。

　　相反，他的学说，虽是显学，但官方根本不用。

　　而同样的。

　　大顺搞得是他妈的自由贸易吗？刘钰整天喊，但他自己也汗颜，其实压根不是。

　　但是，自由贸易学说，却可以迅速在大顺传播，并且被官方所不排斥。

　　为何？

　　因为，基于国与国贸易搞出来的自由贸易学说，大顺官方压根不觉得有任何害处，自是任其传播。因为大顺是个纯粹的贸易顺差国。

　　任何有影响力的学说，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，在批判中思考的。

　　于是。

　　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批判，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由贸易学说。

　　对法国的国家管控和工业替代政策的批判，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然秩序的重农学派。

　　同样的。

　　对大顺吊毛不管的经济放任政策的批判，在批判中，大顺的精英阶层，开始了对《管子》、《盐铁》、《周礼新义》的追捧。

　　这群人对大顺的思考，是“不是管的太多了，而是管的太少了”。

　　这，与支离破碎的、保护主义盛行的、各国竞争激烈、产业同质化严重的欧洲思考出的“不是管的太少了，而是管的太多了”的形式，是不同的。

　　但起源，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。

　　只不过，欧洲的现实，和大顺的现实，不是一个现实而已。

　　千百万勤劳的劳动人民、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，使得大顺在“经济学”的问题上，陷入了一个怪圈。

　　因为没有产业被他国冲击的现实，所以，大顺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。

　　又因为这个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，所以也就不存在以批判重商主义而诞生的自由贸易的土壤。www.jieshengit.com

　　比如说《管子》里讲了许多的经济战的套路。

　　问题是，从汉开始，这个帝国，和谁打经济战？

　　谁有资格，和这个帝国里世界最强的小农经济副业和手工业打经济战？

　　是朝鲜纸，逼到了宣城造纸业雇工起义了？

　　还是日本烧，逼到景德镇工匠活不下去了？

　　意大利丝，影响到湖丝价格了？

　　印度棉布，威胁到松苏布了？

　　荷兰的陶器，威胁到宜兴紫砂了？

　　对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威胁，搞保护主义，这是脑袋有病，而不是未雨绸缪。

　　对根本不存在的重商主义，狂加批判，要自由贸易，这和疯子呓语没啥区别。

　　重【商】主义的“商”，和重农轻【商】的“商”，压根不是一个商。

　　你不能说：

　　英国搞垄断权，搞东印度公司独家专营权，发现走私贩子直接击杀，私自过好望角的私人商船上的货公司一半王室一半，就是高大上的【重商主义】。

　　大明也搞垄断权，永乐官方垄断下南洋的香料贸易，走私一经发现就抓、海盗逃到南洋也要抓，不准私人去搞香料贸易，就是土了吧唧的【重农轻商】。

　　所以，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。

　　当大顺真正走到了大西洋，把卖货的商业霸权握在了自己手里，拥有了这个社会存在后。

　　大顺的这些人，转向反思“之前管的太少了、现在应该多用点管控手段”，也就理所当然了。

　　大顺不是英国，精英阶层的视角，要放在和法国争霸上、打压荷兰的运输业上、保护本国的纺织业上。

　　大顺也不是法国，精英阶层的视角，要放在加勒比糖对本土葡萄酒的冲击上、要放在荷兰走私品对本国产业的破坏上、要放在东方商品对本国手工业的冲击上。

　　大顺是大顺。

　　所以，最终，还是要绕回到“地主和农民”

第二九零章 最后的闹剧（十六）[2/3页]

『加入书签，方便阅读』